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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必须写他。多次提醒自己。
在我心目中，杨怀中老师无疑是这个时代，回族学者中的一个丰碑、一座高峰。
然而，当真正坐下来动笔之时，罕见地缺乏自信。毕竟这位泰斗式人物早大隐于市，而且隐得悄然无息，隐得令人思念。
每年都不忘记与杨老师通几个电话。多是礼节性地问候几句。他不然，很认真。每次一开口：“你好啊！老朋友！”
羞得我无地自容。赶快自我救场：“老人家！我是晚辈啊！”
“哎！咱们是几十年的朋友吗？就应该像兄弟一样。”他的银川普通话伴着慈祥的嗨嗨声，我会跟着笑。
尊人者，必然被人尊重。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无比高大。
每次的通话中，他总会关切地询问：你怎么样？身体如何？目前在干什么？谢启源他们几个老朋友有没有联系？其实，我明白，他最关心的，是每届的中国回族学会年会。那可是他当年发起并积极参与的重要平台，凝聚了他们一辈回族学者的心血。
最早读《回族人物志》是在年。一本书，一本枯燥的工具书，能够让人抱着彻夜不眠地读下去，绝不只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仿佛看到了著述者坐穿木凳、熬干油灯的影像。
初识杨先生就是在年南京的回族学会年会上。
那天见面，我对面端坐的杨怀中教授，简直是一个极普通的教书匠。
一副瓶底一样厚的近视镜后面，射出一束善意的光。先笑再开口，轻声慢语。一个小时的交谈，慢慢展现出他独有的民国学者的范。
他的衣着确实不讲究。白衬衣不习惯扎进腰间，半旧的藏蓝裤子平整合身，说话流淌着一股教科书的溪水。
先生坐在沙发上看书，看到几个陌生人慕名而来，便亲自忙活着让座、倒茶。生疏的拘谨，一下子没有了。
那天人多，七嘴八舌，云里雾里谈论的事都忘记了。送我们出门，他诚恳地留给我的一句话，一直铭记心底：
“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商人，还能 从诗中对马注的称许和慨叹自己不能阐发伊斯兰哲理，可以看出刘三杰具有深厚的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学养。他教导刘智说：我们伊斯兰教的经书，未曾汉译，你应把伊斯兰教经书翻译成汉文。刘智继承父亲的遗志，译著了大量的伊斯兰经书，成为穆斯林中的著名学者，又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他15岁起在父亲督导下读了8年儒书，又学了6年阿拉伯文，还阅读了佛教道教和西洋书籍。他著书数百卷，刊刻者约五十余卷。他的代表作为《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前两书他在世时已有刻本，后一部书雍正二年(年)定稿，没有条件刊印，一直过了52年，到乾隆四十一年(年)才由他的老师袁汝琦的孙子袁国祚将全书刊印。但刘智早已谢世，他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这部书的刻本。这对一个潜心著述的学者来说，是非常凄凉的事情。更不幸的是《天方至圣实录》问世的第七年，即乾隆四十七年(年)五月，围绕刘智的著书发生了“逆书案”。桂林地方官吏从海南岛穆斯林海富润的行囊中盘查出一些阿文、汉文伊斯兰教经书，他被逮捕入狱。广西巡抚朱椿申奏朝廷，并飞咨江南各省并陕西、广东、云贵、湖北各地查办。朱文说：查出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三本，《天方字母解义》一本，《清真释疑》一本，《天方三字经》一本。俱系江宁回人刘智所著，袁国祚等分别于乾隆四十年及四十三年刊行，版系袁氏家藏。各书内大义，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语。其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且以本朝人译刻，而于庙讳不知敬避。刘序引、凡例、记事、辩论等类，狂悖荒唐之处，不一而足……。应逐一究明，从重案拟治罪。而江南巡抚闵鹗元札饬江宁、镇江、松江三府，认真剿办，其文说：“将逆书案内之赠书之江宁袁二，著书之石城人袁国祚、金天柱、金陵刘智……严密查拿。”刘智约生于年或年，享寿60多岁。此年他的冥诞约为岁或岁。如果他还活着又得经受一场牢狱之灾。所幸的是乾隆帝看了上述奏章，连发诏书，责令“将拿获各犯，解放回籍，所有起出书籍板片，悉行给还”。“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人天相隔，刘智有知，痛何如哉！刘智是沟通伊斯兰文化与儒学的道理，在语言表述上他不用传统的经堂俗语，而是力求文词典雅。刘智还计划撰写《三极会编》，就从这个书名看出他会在这本书内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融合在一起表述，肯定会有一些新鲜见解，可惜天不假年，他赍志以殁，使后人深感遗憾。
刘智是在刻苦艰毅中，完成他的译著工作的。他专心读书，不懂得经营生产，家里人讨厌他。他从事的事业，别人都不理解，正如白寿彝先生文章所说：不只习科举的人不懂得，治古文词的人不懂得，讲宋明理学的人不懂得，就是素来笃于宗教的人也不懂得。在现实生活中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没有生存空间，终于退居清凉山扫叶楼中，闭户十余年，著成各书。他的老师袁汝琦说他：“避世居山殚二十年，苦功著书十数种。”回族老人说：“介廉巴巴(介廉是刘智的字，巴巴是回民对刘智的敬称)十年不下扫叶楼。”我到了南京，给介廉巴巴上了坟，然后寻访清凉山和扫叶楼。清凉山已辟为清凉公园，入园见一高台，拾级而上，“扫叶楼”三字赫然在目，台上有一座孤独矮小的房子。当然此亦非年前旧物。原来刘智在这样的环境中著述，这是伊斯兰苏非苦行者的境界。置身房前，我只能见遗址而慨然了。南京回族历经唐宋元明四朝年的孕育培养，到了清朝康乾年间人口繁盛，经济文化发达，富商大贾不乏其人，其中出现了刘智这样一个杰出的学者，竟不被认识，得不到支持，这实在是回回民族的悲哀，也是中国伊斯兰的不幸。
站在扫叶楼房前，想起刘智所著《著书述》这篇古今奇文中所述自己经受的艰难困苦，感人更深。他说：“著书岂易易哉！尤有难者，生无同志，业无同事，即族属亲友且以予不治生产为不祥，而予孳孳之意不息，笃志天方之学以晓中人。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造物之成就人处固多，而颠播人处亦多。人心之反复，世道之崎岖，尘纷之抢攘，毁誉之凌渎，日无宁晷，心无宁刻。入室则咿唔嚅叽，假寓则是非糅杂，谋一椽可隐而力不赡。兄弟戚友，初未尝不爱吾居吾也，视吾迂腐疏狂，去之远之不暇，尝至一岁迁徙数处，无恒其友。”“心志之苦，筋骨之劳，可谓至矣，然而志不可夺。”他感到难于其学，复难于翻译；难于编著，复难于成；难于会通百氏而成一家之言，复难于以一人经理百务而无相为友。
刘智的阿拉伯文老师袁汝琦在给刘智《天方性理》序文中对刘智以献身精神从事的译著事业，有更沉痛的评价，他说：“夫介廉何如人也？伟人也！不伟于世务，而伟于道德；不伟于人之所能，而伟于人之所不能，所以成其斖斖也。伟人哉！争衡量，校铢两，介廉不知；攻词华，邀青紫，介廉不习；惟于性命操持一息不间，一学不遗。幼从余学，即有大志，见者皆必其有成，而不图造道至于如是。学即成，避世居山殚二十年，苦功著书十数种。《性理》则其首编也。其余礼书、乐书、典礼诸集，俱各臻其妙要。皆阐天方以晓中国，不以私臆眩诸听闻。伟哉！三家无是学，千古鲜是人。居喜僻，交寡俦。故都邑不闻其人，乡里不知其学，戚友皆不识其所作做。至于家庭骨肉，厌其不治生产，且以为不祥。而介廉弗愠亦弗顾，澹如也，斖斖也。书成视余，余不文，不能加点。问序，既不文，何以序？识其斖斖之至意，以告世之学者，共相勉于格致穷尽之效，以见其全体大用，不负斯人也，则是书之作不偶然矣。”
袁汝琦对刘智的学问、人品非常赞赏，对刘智处境的艰难深表同情。这如同孔子之对待颜回。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还有一次，孔子以非常赞赏的口气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说：“颜回死，子哭之恸。”古往今来，凡学问宗师，对待堪承学术大道的得意门弟子，其关心培养，寄托希望之心情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袁汝琦与孔子是相通的。鲁迅先生说，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刘智也应该是属于这种人物的。扫叶楼在回族文化史和中国伊斯兰史上，是一个发光闪亮的地方，我在这里追寻、捕捉、感悟。我感受到了前辈回族学人的虔敬的信仰、坚韧的精神和承担的苦难。我的心发疼。我带着一种敬仰而又沉重的复杂心情，走下了扫叶楼。袁汝琦，字懋昭，金陵卢妃巷人氏。其父也是伊斯兰教经学家，汝琦“髫龄从父习经，聪明博记，颖悟异常”，他得到家学传授。汝琦的儿子宗愈，“常随先生习经大成，亦英彦中之名重一时者也”。汝琦的孙子国祚为刘智著作的刊刻家。袁氏一门，为伊斯兰经学世家，这一门人对刘智的求学和刘氏著作的刊刻，都有很大的帮助。汝琦是著名的伊斯兰经学家，对汉文化也有较高的造诣，除了前引的他给刘智的《天方性理》序文，还有一首他阅读了马注所著《清真指南》稿本后题赠注的一首七律，诗云：
“先生明月腹中藏，照尽妍媸未损光。只为乾坤纯黑暗，故随天毂出东方。光分日耀星辰灿，职任丹青草木芳。此过金陵沾晚照，余辉不记有沧桑。”
从一篇序文和一首七律，可以看出刘智的老师袁汝琦这位伊斯兰经学家的汉文化素养。
中国伊斯兰教不主动向外传教，不求人知，人亦不知。刘智的书出现后，能读懂并看到其价值的人并不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子部·杂家类存目二收录了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其提要释文说：“《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刘智撰，智字介廉，江宁人，回回裔也。尝搜取彼国经典七十种，译为天方礼经。后以卷帙浩繁，复撮其要为此书。首为原教、真宰、识认、谛言四卷。次为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真、礼真、斋戒、捐课、朝觐也。次为礼俗一卷。次为五典四卷，言五伦之事。次为民常四卷。次为娶礼、婚礼、丧礼，而附以归正义。每事详为解释，以自尊其教。回回教本僻谬，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文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然根柢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四库馆臣不了解伊斯兰教，更难懂刘智的书，释文所言，无非是当时社会上的俗见。即如四库总纂官纪昀，乃饱学之士，然他们对国门之外的广大世界是缺乏知识的，再加上他们身上天朝大国文化官员特有的傲慢，对刘智的书只能横加褒贬而已。但四库此文一出，年来对明清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就有“附儒而行”、“外回内儒”各种说法。说者处于误解、误读之中。刘智书中援引中国儒学资源部分，中国读者是熟悉的。但他引用波斯伊斯兰哲学资源部分，这对中国学人来说是陌生的，存在认知的障碍。
先生平生致力于中华文化之复兴，学术伟业，功莫大焉。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能断绝，应在发扬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再吸收异质文化之精华，异质文化必须适合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近年先生又致力于文明对话的讨论，特别是开展回儒对话，意义非凡，功德无量，且感且佩。读先生文章，听先生演讲，与先生交谈，深知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有全新的认识。明清汉文译著活动是回回民族学者自觉发起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对话活动。这是一次回回民族学者长达百年的心智建设，这显示着回族穆斯林的情，中国人的心。先生站在当代世界文化的高峰，以广阔的视野，为王岱舆、刘智的学术地位，重新定位，这使我惊喜。先生此次在银川会议上讲：‘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
年8月先生在南京回儒对话会议上讲道：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我觉得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更多独到的洞见。我感到非常惊讶，于是我和村田幸子合作5年，把《清真大学》译成英文，然后加以注释，我给他们的书写了序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伊斯兰教在17、18世纪的几个重要人物，比如刘智、马注、马德新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