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有一个体悟，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从“文革”中走来的人来说，离开“文革”就没办法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与学术。

作者

王学典，年生，山东滕州人。《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年第2辑。又收入《怀念八十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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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有一个体悟，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从“文革”中走来的人来说，离开“文革”就没办法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与学术。如果我这个年龄的人写自述或者写回忆录，我想每个人的第一章恐怕都是“文革”。“文革”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打下的烙印太深，以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选择，都直接以这一背景为起点。

此外，我经常强调一个问题：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决定了他们研究什么样的历史，因此在研究中要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解学术史的时候，如果仅仅局限在学术自身，不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或者不从社会史的角度去探讨学术史，那样的研究就是比较浅层次的。就像研究文学一样，若仅仅把文学局限在审美的层次，那是肤浅的；只有通过文学走向历史，才能走向研究对象的深处。对我而言，既然秉承这样一个学术理念来研究学术史，那么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的时候，也要坚持这个原则。就是说必须从塑造一代人的因素谈起，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代人的历史。

因而，在这个所谓的“自传”中，我想探讨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思历程，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个人身上。因为我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这一特殊的身份，能给人们理解这个时代提供一种帮助。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回忆录首先要着眼的一个地方，也是我写这份自传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一、“十年动乱”的感受者

我出生在一九五六年农历正月二十二——过去在乡下，人们都是根据农历来计算年龄的。我的家乡在山东滕州（我出生时叫滕县），也就是在《孟子》一书中占很大分量的“滕文公”所在地。一九六四年上小学，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爆发的时候，正好处在二年级行将结束、三年级即将开学的当口。在我的头脑当中，还保留着这样几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

一件事是我当时年龄虽小，但也参与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红卫兵战斗队”。因为毛泽东有句诗叫“四海翻腾云飞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这个组织便取名“风雷激战斗队”。当时要组织一个“战斗队”，就得制作红袖章和队旗，加上其他花费，每个人得交五毛钱。五毛钱按当时的物价来看，那也是一笔钱。我向父亲讨要这五毛钱，他起先不给我。当时他正躺在床上午休，半天不说话，我就站在那里等。他最后也不能说不给，因为这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老人家要是不支持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最后要到了这五毛钱。这样，我们十几个人的“战斗队”就成立了，还制作了一面队旗，每个人配个红袖章。这一切完成之后，我们的“大串联”即告开始。可能是上三年级之初吧，我们就挑着队旗开始了“万里长征”。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当年平均年龄最小的串联队伍中的一支？

当时我家在津浦线旁边的南沙河公社驻地，“文革”一开始，津浦线上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红卫兵沿着铁路线串联，他们随手散发很多传单。可能由于经常去看热闹，我最初知道刘少奇要被打倒的消息就是在津浦线上，有位红卫兵给我的传单中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什么问题。当时，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同学也接到一张传单，说刘少奇要出事了，我还警告他不能乱说。因为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民谣，“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说明了刘少奇在社会上、特别是民间所享有的巨大声望。不知为什么，我们的串联却没走津浦线，而是从镇上到县城。七公里的路，对刚过十岁的孩子来讲，还是比较艰难的。走到县城一个叫“洋街”的主干道上之后，天已经黑了，我们全都迷路了。在一盏路灯下面，有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穿裙子的美丽女孩在看书。我们向她问路，这个女学生就带着我们到了红卫兵接待站。当时周恩来有批示，要求每个县城都得有红卫兵接待站，而且要提供基本的食宿。当晚我们就住进了红卫兵接待站，吃住都很好，大通铺上铺着雪白的床单，更饱餐了一顿馒头加白菜炖肉。本来我们准备第二天继续往北走，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天亮后，当我们准备出发时，却发现一共十二三个人的队伍少了一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有些孩子、特别是那些女孩的家长不放心，早在半夜就追来把孩子领走了。我们的“万里长征”刚迈出“第一步”，就这样夭折了。

记忆中的另一件事，到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屋子里太热，全家人就在外面拉一张席子，铺在地上纳凉休息。那个夜晚，奶奶坐在我旁边，我看着满天繁星，当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夜空中划过后，我问奶奶：毛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办？当时年龄很小，却在想这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问题，这可能跟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讲话有关。林彪认为毛主席在世界上几百年出一个，在中国几千年出一个，我受了这些影响，就思考起这些问题来。这些问题现在看来自然是蒙昧至极，但当时年龄虽小，却仍真诚地忧虑国家的未来。

“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最大感受，是整个社会的普遍愚昧。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整个社会一度被要求每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这些我统统都做过。《毛主席语录》这本所谓的“红宝书”以政府的力量到处派发，人手不止一本，一般人不敢随意处置，因为哪怕是无意中污损了，都可能受到严厉的惩处。整个社会，除了《毛主席语录》等“红宝书”之外，很少有其他书籍可读，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多时候也难以找到，获取知识的途径几乎完全断绝，整个社会又一度回到了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人们的精神世界完全被某种力量所宰制。

毁灭文化、毁灭传统，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文革”一发动，就喊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所谓“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就是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尤其是要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而传统文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旧的典籍，这导致了一场历史上最大的焚书运动，尤其是民间的焚书运动。我亲眼目睹了我的大伯父在“文革”到来之初表现出的那种惶恐，因为据说他藏有不少“四书五经”等旧书。他是我们村有名的私塾先生，既上过私塾，又教过私塾，我的祖父也是读过私塾的人。至于我的曾祖父，更是名扬四乡八村。在十九末和二十世纪初之交，他靠连续替考挣下了一份不薄的家业，而到他本人想一展身手获取功名时，科举却被废除了。他当年就郁愤而终，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这样，不少祖传的古典旧籍就传到了我大伯手中。据说，“文革”来临时，他闭门三天，将这些旧籍付之一炬。当时乡下民间又有多少像他这样靠焚书避祸之人？我想应该不在少数。这场由“破四旧”引发的民间焚书，破坏力度之大不亚于当年的秦始皇。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毁灭文化的第二个例证，是一九七七年的“三孔”给我留下的印象。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和另一个供销社同事到曲阜去“进货”，洽购当时比较有名的“曲阜老窖”，顺便参观了“三孔”。当时的“三孔”，特别是孔庙和孔林，几乎所有的石碑都被拦腰打断，所有的碑帽都躺在地下，惨不忍睹，这便是“文革”之初著名的“谭厚兰砸三孔”造的孽。连“三孔”都被糟蹋成这样，其他名胜古迹可想而知。

人权的被践踏，则是“文革”最无耻的一幕。当时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几乎每个人都无人权可言，连基本的做人的尊严和人格都已丧失，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唯成分论、唯血统论大行其道，大到整个社会，小到单位村庄，所有人都按照成分、血统等被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其中，“地、富、反、坏、右”，又叫“黑五类”，成为专政的对象，根本不被当人看，其后代连上中学等基本人权也被剥夺，只准许他们上到小学。最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到处充斥着暴力。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说过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时这段“语录”每天都在重复，暴力由此弥漫整个社会。比如在我们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全部抓起来，每一次批斗，他们都被打得不成样子。我有一个本家二伯，就被我们村一个贫下中农踢得满街滚，后来竟死于这场毒打。我曾经问父亲，二伯是怎么被列为“坏分子”的，父亲说，当年共产党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在国民党的一个机构里做事，就因为这被列为“坏分子”。“文革”当中随便打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只要认为你“有问题”，就可以随便揪斗你，给你戴个高帽子，再挂个牌子，就押去游街，剥夺你做人的尊严，无论是地位多高的领导干部都难以幸免，而那些地主、富农本人及其后代，尤其如此。

我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在“文革”的这种氛围中完成的。小学毕业后，接着上初中，一九七二年暑假后升入高中，到一九七四年五月高中毕业。一九七二年我上高中的时候，林彪事件已经发生，尔后出现了初步清算“文革”的所谓“右倾回潮”，正因如此，在我上高中之前没有的升学考试也得到了恢复，所以我是通过正式考试，以较好的成绩考上滕县第十二中学的。而我在这时已经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学生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的磨炼。“文革”时动不动就会有群众运动、群众集会，印象中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几乎每次群众集会我都代表学校、学生发言，所以就逐渐成了一个比较知名的学生。现在有人说我上课比较好、能吸引学生，可能就和这段经历有关。

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之后不久，我就被推荐为村里代购代销员。我家在一个小的自然村，依附在一个当时就有三千多人的大村里面，是这个大村的一个生产队，代购代销店设在大村里边。我的前任在一九七四年被推荐去上大学了，这样就空出一个代购代销员的位置。在当时那个物资奇缺的时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据说很多人都来竞争，包括大队长的弟弟和村支书的女儿。为此，“贫下中农协会”专门开会讨论，可能觉得我在学习和政治思想表现等方面都比较突出，最后决定推荐我。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大的转折，若没有这个机会，估计此后的命运轨迹就完全不同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份时，又要从代购代销员当中推荐三个人到大供销社去做营业员，当时我们那儿有四十八个代购代销员，我又被推荐到了大供销社下面的一个门市部去做营业员。在做大供销社的营业员之后不久，又碰到一个机遇，就是“四人帮”被粉碎前，要选拔一批年轻的优秀分子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可以不经过正常程序。那时我被列为“双突击”的对象，先突击入了党，再准备突击提拔为供销社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大概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一段经历也告诉我一个事实，就是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流动的渠道也并未被完全堵死，还是会有上升的空间。我由代销代购员，做到了普通营业员，又突击入党，做到了办公室的秘书。当时供销社有主任、副主任、文秘股（股在当时是一个科级以下的层级），我就是股里的一个秘书。虽然是秘书，但在当时供销社的体制内却颇为特殊，所谓“一个秘书，半个主任”，就是主任不在的时候，秘书当家。一时之内，在当年的县供销社系统，被视为一颗“新星”。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当时我还在供销社下面的一个门市部里做营业员。午饭后，设在柜台上的黑色小广播喇叭预告说下午有重要的新闻播出，希望大家注意收听，我知道又要有大的事情发生了。我印象很深，下午四点，先播哀乐，然后宣告毛主席逝世了。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毛主席逝世后，从各个村子到各个公社都要组织哀悼，我当时已经是“双突击”的对象了，就到公社驻地参加对毛主席的哀悼。举行追悼会那天，周围的人尤其是贫下中农大都哭得死去活来，而我从感情上却没有太多的悲伤，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四人帮”是十月六日被抓捕、十月十三日对外公布的，我就是在十月十三日晚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可能是“文革”中的最后一批党员之一。此后，“文化大革命”慢慢就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一段，按照党史上的说法，叫“三年徘徊时期”，但从我作为一个下层百姓的感受讲，当时整个社会一切照旧。因为斗争是在上层展开的，上层怎样斗争，下边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被高度政治化的整个社会仍然在按照惯性运转着，跟“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这时人们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仍然是“文革”的办法。

二、“思想解放”浪潮的追随者

我个人感觉大的变化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我当时在供销社里当秘书，负责报纸的订阅，当时流行的大报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等，都能看到，而且当时供销社还有一台很大的电视机，我没事就跑去看电视新闻，从那时的报纸、电视中能感受到时代已在发生大的变化。印象中是在当时的《文汇报》上，我看到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读完后满脸泪水。这篇小说其实只是写了一点点温情、一点点爱情，但与“文革”时期那些冷冰冰的作品相比，这一点温情已足以打动人的脆弱的心灵，让人泪流满面。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另外一篇小说，能如此打动我。后来带有揭露“文革”野蛮性质的小说都叫“伤痕文学”，我感觉是有它的道理的，以《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作品，率先起来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启蒙，这是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对我的思想震动比较大的还有姚雪垠的一篇文章。我从一九七四年开始自费订阅包括《文史哲》《人民文学》《诗刊》《学习与批判》和那个时候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在内的刊物。那是在一九七七年，姚雪垠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谈〈李自成〉的创作》一文，其对农民的评价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动。他说所有的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都想做真命天子、都想做皇帝，李自成想做皇帝，张献忠想做皇帝，其他人也想做皇帝，人人如此，代代如此，没有例外，农民就是这样的皇权主义者。这和我之前接触到的对农民、农民起义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写其他的相关回忆时，也都涉及到了姚雪垠先生这篇文章。我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时候，也专门提到姚先生，因为是他率先对农民起义作出重新评价的，反思是从文学界开始的，不是从史学界。

一九七八年，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以“反知识”“反文明”和“反科学”为特征的荒唐时代的终结。那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思想解放如火如荼凯歌行进，求知狂潮愈涨愈高一泻千里。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适逢其时地掀起了这场求知狂潮。徐氏此文是为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而写的。徐迟笔下的陈景润、潘承洞等破译“哥德巴赫猜想”的“读书种子”，不仅成为当时一代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启蒙。我感觉一九七七年高考的恢复，以及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开启了一个知识崇拜、科技崇拜的新时代。当时有一个流行了很久的著名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种概念了，但在刚刚恢复高考之后，对和知识相关的一切事物，包括大学、科学、教授、科技、作家、学者、工程师，整个社会都比较崇拜，这种思潮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塑造难以估量。可惜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氛围了。

导致我对“文革”、对中国社会、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发生巨大转变的更大一件事，是一九七九年的邓小平访美。邓小平访美启程于一九七九年正月初一那天。当时我还在供销社，那天正好春节值班，在电视上看到了邓小平出访美国。邓小平访美，使原来我对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有中央电视台记者随邓访美，他们可以随机到美国家庭采访，采访内容通过直播的形式传回国内。从抗美援朝开始，美国就是我们舆论中的“敌人”，现在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去美国访问，当然会引起社会的普遍